人物丨愛國報人劉髯公

1934年9月《新天津報》10周年紀念?？?/span>

20世紀二三十年代，天津有一份老百姓最喜歡的平民報紙——《新天津報》。該報以內(nèi)容貼近生活，語言通俗，敢為老百姓說話而著稱。其創(chuàng)辦人劉髯公豪爽俠義，以痛罵軍閥打開報紙銷路，尤其是1937年天津淪陷后，他積極宣傳抗日，拒絕出任偽職，堅決不與日偽政權(quán)合作辦報，因而被日本特務逮捕，關押于日本憲兵隊。在押期間，面對各種酷刑，劉髯公寧死不屈，狂歌謾罵，在保釋出獄后不久，飲恨而死。

《新天津報》創(chuàng)辦人劉髯公

劉髯公，原名劉學庸，字仲儒，筆名髯公，清光緒十九年（1893年）生于天津武清縣楊村鎮(zhèn)，回族。其父經(jīng)營小糧店，因蝕本關閉。此后，家境困難。讀過幾年私塾的劉髯公，十幾歲便開始獨立闖蕩世界。一個偶然的機會，經(jīng)法國駐華領事館的廚師姚奇山介紹，進入領事館做了一名錄事。憑借天生的靈性和多年混跡社會的經(jīng)驗，他的工作得到了法國領事館的賞識。1900年調(diào)任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偵探長。在任期間，他在天津車站、碼頭、警察局、法院及各機關廣交朋友。不久，他就在津娶妻生子，開設明星自行車行，逐漸在天津法租界站穩(wěn)腳跟，取得了較高聲望。

在列強瓜分租界地的天津之時，劉髯公深感民不聊生的痛苦，決心創(chuàng)辦一份平民化的報紙，替老百姓說話，暢所欲言，大抒中國人民的志氣。他聘請擅長繪畫、書法、粗通外文的薛月樓為主筆，段松波任副經(jīng)理，自任社長，創(chuàng)辦《新天津報》。該報于1923年8月正式發(fā)刊，初為四開小報，日發(fā)行量僅500份。內(nèi)容以面向平民大眾為主，不登桃色新聞。刊登大眾關心的新聞，突出真實性、通俗性。劉髯公為《新天津報》制定的訓詞是：“大公對外，忠實服務，倘有隕越，上帝臨汝”。他把訓詞制成鏡框，懸于報館墻上，每逢節(jié)日，他還要對全體員工訓示一遍。后又陸續(xù)創(chuàng)辦《新天津晚報》《文藝報》《新天津畫報》《新月刊》等六種報刊，擴充報社，設立私家電臺，辦新聞函授學校。幾年后，《新天津報》日發(fā)行量增至5萬份，在全國報刊界頗具影響。

劉髯公喜京劇，攻老生唱腔，演唱水平出眾。曾多次與京劇名角章遏云等在法租界的春和大戲院同臺演出，被譽為津門名票。

他關心家鄉(xiāng)教育，熱心公益，扶危濟困。20世紀20年代末，他在楊村七街慶德胡同內(nèi)的自己宅院里興辦了楊村回民小學，出資舉辦楊村全鎮(zhèn)學生演講比賽會，獎勵優(yōu)秀學生。楊村清真寺1935年遭雷擊后殿燒毀，劉髯公同七街回民官紳穆文善團長領頭出巨資，并向全國和楊村回漢鄉(xiāng)親募捐集資，使清真大寺修復如初。當年回漢民耕種的田地有很多在夾道洼里，幾乎年年瀝澇成災，水排不出去，劉髯公出資及募捐六萬現(xiàn)大洋在夾道村南北運河大堤上修涵洞一座，讓洼淀里的積水能及時排出。

1931年9月，日本帝國主義發(fā)動“九一八”事變，東北大片國土淪喪，劉髯公義憤填膺，他通過《新天津報》宣傳抗日救國，積極報道抗日英雄馬占山、馮占海、上海十九路軍蔡廷鎧，痛斥不抵抗主義，深得民眾歡迎。

1937年7月29日天津淪陷前夕，《新天津報》宣告?？?，劉髯公親自撰寫《新天津報》社論，向廣大讀者告別，文詞慷慨悲壯。日本侵略者大為惱火，他們對劉髯公采取利誘和威脅的手段，讓《新天津報》復刊。日偽政府請他參加天津市治安維持會籌備會，劉髯公拒不赴會，還把送通知的人罵了出去。日本特務想對他實施武力，但因他住在法租界，又不便下手。

《新天津報》創(chuàng)辦10周年時報社全體員工合影

同年8月2日，津城狂風大作，暴雨傾盆。有從外面回來的家人說，法租界外不遠的特三區(qū)東天仙戲院門前有千余人正在雨里澆著，進值初秋，露宿街頭的婦女兒童啼饑號寒，慘不忍睹。劉髯公聽聞，不顧家人阻攔，披上雨衣，出了法租界，來到東天仙戲院前。他想用汽車將他們送到意租界的報館，但被意租界當局阻攔。他又給戲院的產(chǎn)權(quán)人法國儀品公司董事長打電話，提出讓難民在戲院里暫住，戲院租賃費由劉髯公來付。經(jīng)過一番交涉，難民終于住進戲院對面鋪房，使得難民都有了棲身之所。劉髯公回家后仍不放心，又先后給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董事雍劍秋和《天津晚報》負責人常小川打電話，約定次日共商救濟難民事宜。豈料，翌日劉髯公竟遭不測。

8月3日上午，劉髯公像長夜往常一樣乘汽車上班，車行至萬國橋（今解放橋），日本憲兵隊令車上的人下車檢查。劉髯公剛一下車，即被幾個日本特務逮捕，押送日本憲兵隊。劉髯公在當時是有社會地位的人，深受擁戴，哪里受過這種待遇，一進憲兵隊后，他毫無懼色，破口大罵。

在押期間，在刑訊室他以訓斥和咒罵回答敵人的審問，用悲壯高亢的京劇唱腔傾訴他一腔怒火，日寇殘忍地用皮鞭抽打、軋杠子、上電刑，他強忍著疼痛不停地叫、罵、唱。第二天日本憲兵隊長請他到客廳吃茶、談話，勸他與日本人合作，繼續(xù)出版《新天津報》，以示“中日一家，共存共榮”，他仍以罵相對。遂被丟進水牢，浸泡在骯臟的污水中，受盡蚊蟲叮咬。在此后的數(shù)次審問時，他不是痛斥日寇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，就是大罵他們喪失天倫，恣意蹂躪同胞。在牢里他高唱《寧武關》《罵毛延壽》等京劇唱段以及隨意編唱的戲詞兒，哼唱“我縱然為國家盡忠死……也落個青史名標萬古美名傳”。

此后，日本人又派漢奸向劉的家人轉(zhuǎn)達“要想保住劉髯公，得讓報紙復刊”之意。劉的弟弟等人面見劉髯公時，聽他罵不絕口，哪里還敢提及報紙復刊之事。后經(jīng)家人及親友四處取保，天津各清真大寺的阿訇聯(lián)名具保，家屬瞞著他接受了日方的復刊條件，劉髯公才得于10月26日獲釋。

回到家中，劉髯公對前來看他的報館同仁們說：“《新天津報》決不再出版了，大家另覓出路吧！千萬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。”他因受酷刑，傷及內(nèi)臟，呼吸困難，身體不能活動，每日躺在病床上唱著自編的戲詞，度過了最后的幾個月。臨終前，劉髯公只剩下了一把骨頭，仍囑咐家人不要把《新天津報》拱手送給日本人，用盡最后一口氣力唱出：“我為國家盡忠死，落個青史傳美名！”唱罷閉上雙眼，憤然辭世，時年僅45歲。

劉髯公故居坐落在河北區(qū)建國道66號，建于民國時期，整座故居為磚木結(jié)構(gòu)二層樓房，意式建筑風格。

（來源：天津市檔案館、武清區(qū)地方志辦公室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