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中國的反腐故事 | 親歷者講述查處王仲案始末

講述人：蔣秀生

原中央紀委教育室干部，1984年到1986年參與海豐縣黨性黨風黨紀教育實驗區(qū)的組建工作，掛職海豐縣委副書記。先后出任《中國紀檢監(jiān)察報》副總編輯，中央紀委派駐人民日報社紀檢組正局級紀檢員，人民日報社新聞信息中心主任、《民生周刊》雜志社總編輯等職。

1983年1月17日，一聲槍響，原汕頭地委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兼海豐縣委書記、革委會主任王仲，被執(zhí)行死刑。

王仲是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因貪污腐敗被判處死刑的縣委書記，王仲案也被稱為中國“改革開放反腐第一案”。

由于王仲案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，在當時全國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中極具典型性、代表性。因此，中央準備拍攝一部名為“警鐘”的警示教育片。為此，1983年8月，剛剛調到中央紀委教育室不久的我，陪同當時的室主任張黎群同志來到海豐作調研。

海豐的情況令我們感到非常震驚。盡管當時王仲已被處以極刑，但遺留給當?shù)氐膯栴}并沒有解決。

海豐縣地處三地交界處，歷來就是個“三不管”的窮地方，用當?shù)厝说脑捳f就是個“牛地”。當時，盡管上級部門從汕頭派來了新的縣委領導班子，但是，都不安心工作，“帥不升帳、將不出工”，整個縣委大院根本找不到人。當?shù)刈咚絾栴}依舊嚴重，“工人不做工、農民不種地、學生不上課”，家家戶戶都在忙著走私，滿街都能見到走私的手表、收錄機等物品。

回到北京后，我們立刻向時任中央紀委副書記李昌作了匯報，并以教育室的名義向中央寫了報告。我記得報告開頭第一句話就是：“海豐問題非常嚴重！”

王仲這個案子對于現(xiàn)在的年輕人來說，也許很陌生了，但在當時卻是引起全國轟動的大案。

王仲1949年參軍，同年入黨，1976年2月起先后任海豐縣委副書記、書記、縣革委會主任，同時兼任打擊走私指揮部總指揮。王仲的腐敗緣于一臺電視機。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在港澳謀生的海豐縣人多達30萬。改革開放以后，從港澳回來探親的和申請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。為了能夠早日去香港探親，1979年秋，當?shù)匾幻麖V播員給王仲家送了一臺17英寸黑白電視機，很快就如愿以償，這也是王仲的“第一次”。

嘗到甜頭的王仲，膽子越來越大，開始大量收受、索取港商的電視機、收錄機、電冰箱等物品，甚至將緝私的物資運回自己家中，然后再轉手倒賣。1979年下半年至1981年8月，王仲侵吞緝私物資、受賄索賄的總金額達6.9萬余元，這個數(shù)字在當時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(shù)字，相當于一個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資收入。

王仲帶頭侵吞緝私物資，在海豐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。猖獗一時的走私活動得不到有效制止，干部受腐蝕，一些緝私人員甚至執(zhí)法犯法。海豐縣一時成為遠近聞名的走私貨物交易市場，被稱為“遠東國際市場”。

對于王仲和海豐縣的情況，許多群眾寫信檢舉揭發(fā)，引起中央重視。時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云多次聽取案情匯報，先后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組調查此案。1983年1月17日，汕頭舉行1.7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后，王仲因貪污罪和受賄罪被執(zhí)行槍決。

王仲及相關涉案人員得到了嚴懲，但能不能幫助海豐盡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，考驗我們黨的執(zhí)政能力。我們的報告引起了中央紀委領導的高度重視，決定將海豐作為黨性黨風黨紀教育實驗區(qū)之一，派出聯(lián)合工作組進行整改。

黨性黨風黨紀實驗區(qū)是中央紀委從1983年5月開始建立的。實驗區(qū)的做法是，由中央紀委和各實驗區(qū)干部組成工作組，深入基層，調查黨的組織狀況、黨風狀況、黨員狀況和社會狀況，然后進行綜合分析，提出實現(xiàn)黨風、社會風氣根本好轉的措施，為怎樣抓好黨風探索有效途徑和方法。

當時，全國有河北、廣東、黑龍江、寧夏、北京五個省區(qū)市建立了實驗區(qū)。根據(jù)我們匯報的情況，中央紀委決定將海豐作為廣東省的實驗地。中央紀委派我任實驗區(qū)工作組副組長，廣東省紀委派出了研究室主任何水云和另外一名同志，分別任縣委書記和工作組組長，又挑選了一些優(yōu)秀的同志，組成了新的縣委班子，從政治上、組織上、作風上為海豐“撥亂反正”，研究、探索沿海開放地區(qū)黨的建設工作。

但是，真正來到海豐后才發(fā)現(xiàn)，實際情況比我們想象的更嚴重。當年的海豐，許多鄉(xiāng)鎮(zhèn)的黨組織成為走私犯的指揮部，與王仲案一起立案審查的159起案件中，涉及316人，黨員竟占60%以上。

從哪里改起？為了找到癥結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，我們跑遍了海豐的所有鄉(xiāng)鎮(zhèn)，包括沿海邊窮地區(qū)，最終梳理出困擾海豐多年的幾大難題，如 “臺上”干部與“臺下”干部的矛盾，“保彭派”與“反彭派”的矛盾（彭指的是彭湃），本地干部與外地干部之間的矛盾，還有當?shù)貛讉€家族之間存在歷史遺留下來的矛盾等。這些難題歸結到一個問題上，其實就是干部問題。篩選、任用一批想干事、能干事的干部，是我們破解難題的關鍵一招。

海豐縣教育局一直是個讓各級領導頭疼的“燙手山芋”。當時的教育局長是個知識分子，很有文化，但工作魄力不夠，整個教育系統(tǒng)派系斗爭嚴重，天天有人到縣委告狀，不但干擾了社會正常秩序，更嚴重影響了正常教學工作。

經過研究，縣委認為加強教育局的管理，必須重新選任一個強有力的教育局長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在調研中偶然碰到的田墘鎮(zhèn)黨委書記吳華南，進入了我們的視線。這個人，文化水平雖然不高，但是政治素質過硬，工作能力突出，有魄力、有見識。在我的提議下，縣委大膽起用了他。

上任于危難之中的吳華南，果然不負眾望，半年后，教育局風平浪靜，不但沒人告狀了，而且干部隊伍工作熱情高漲、積極向上，海豐縣的教育工作也由此走上了正軌。后來，吳華南還先后擔任了海豐縣副縣長、縣委副書記、縣委書記，最后成長為汕尾市委書記。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，我們當年的選擇是正確的。

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，把仍然堅持反彭的人排除在外，體現(xiàn)共產黨干部的鮮明立場；不論資排輩，大膽起用有能力、敢擔當?shù)哪贻p干部……就這樣，我們逐步將一批政治立場堅定、年輕有為的同志，放在了重要的領導崗位上，打開了解決幾大難題的突破口，穩(wěn)定了當?shù)卣尉謩荨?/p>

良好的工作作風，是干好各項工作的重要保證。推動當?shù)卣紊鷳B(tài)和經濟發(fā)展步入正軌，就必須一手抓作風建設、一手抓經濟建設，以優(yōu)良的黨風政風引導社會風氣，促進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。這也是黨性黨風黨紀實驗區(qū)的一項重要工作任務。

抓作風，不能只靠說教，關鍵是要以身作則，以上率下。我們整個縣委班子，堅持從自己做起，嚴格要求自己。海豐縣窮，我們就更不能貪圖享受。那時候，辦公室就是工作組同志的臥室，一張桌子，一張硬板床，就是我們的全部家當。

在生活上，我們不能擺出領導干部的架子，但在工作上，我們必須體現(xiàn)出領導干部的樣子。

在海豐工作期間，我們遇到過一次嚴重的山火。當時正值半夜，聽到消息后，我扯了一件衣服就往外沖。這時，有同志攔住我說，你是縣委領導，在家里指揮就行，不用上山，太危險。我一聽就急了，一把推開了他，說，養(yǎng)兵千日用兵一時，我們不上，誰還會上！

那次，在我們縣委班子的帶領下，各委辦局的領導同志都沖在了救火的第一線，看到我們往山上沖，許多干部和群眾也都自發(fā)地加入，最后一起努力撲滅了山火。

也許是我們這種身先士卒的態(tài)度，打動了當?shù)氐狞h員干部，打那次開始，我們都感覺到，他們對我們的疏遠感明顯淡化了，主動找我們聊天，匯報思想的逐漸增多。庸懶無為作風也隨之開始轉變，為當?shù)亟洕l(fā)展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
當時海豐一個80多萬人的大縣，財政收入只有2000多萬，在當?shù)貛讉€縣中處于最末流。全縣除了汽修廠和糖廠兩個企業(yè)外，其他基本都“死火”（倒閉）了，沒有生活來源的老百姓，只能鋌而走險去走私。而走私不但影響國家稅收，更破壞市場經濟秩序，對于當?shù)亟洕l(fā)展來說，無異于飲鴆止渴。

發(fā)展經濟，必須從嚴厲打擊走私活動開始！我們把抓走私上升到事關黨和政府形象的政治高度來看待，要求各部門各負其責、嚴厲打擊。與此同時，為幫助當?shù)仄髽I(yè)尋找恢復生產的發(fā)展方向，我們在全縣各委辦局召開了30多個現(xiàn)場工作會，聽取各方意見建議，群策群力?？h委、縣政府領導每人還負責對口聯(lián)系幾家企業(yè)，跟企業(yè)負責人一起制定生產計劃，幫助他們引技術、找銷路。

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獲。到1986年底我掛職結束離開時，已有十幾家企業(yè)恢復了生產，縣財政收入達到了6000多萬元。之后幾年，海豐縣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發(fā)展特色的產業(yè)布局，再后來，當?shù)貐^(qū)劃調整，單獨設立了汕尾市，下轄4個縣市區(qū)，海豐縣在其中財政收入排行第一，從墊底的“末流縣”一躍成為“領頭羊”。

海豐的實踐深刻說明，一個地方的風氣怎么樣，關鍵在干部、在領導，在那里的黨風。黨風正、民風正、人心齊，經濟建設的發(fā)展才有保證和依靠。（石艷紅、侯逸寧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