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唯賢”與“唯親”
《資治通鑒》記載,唐朝崔甫擔任宰相不到200天,就任命了800名官員,且多沾親帶故。當唐德宗質(zhì)問他時,他答道:“臣為陛下選擇百官,不敢不詳慎。茍平生未之識,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?”可是,北宋司馬光不這么認為:“夫天下之賢,固非一人所能盡也,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,所遺亦多矣。”雖然是本著選賢任能的初衷,但因為奉行非“親”不選、非“故”不用的原則,還是會埋沒人才。
“任人唯賢”與“任人唯親”,本是兩條對立的用人路線,但有時兩者也會有交叉,比如在“親故”之中選“賢能”,或者在“賢能”之中選“親故”。現(xiàn)實中,有的領(lǐng)導(dǎo)干部選人用人,表面上公平公正,實質(zhì)上唯親唯故。比如,有的是在“唯親”的前提下,堅持“唯賢”的標準。只把關(guān)系親近的干部納入范圍,盡管選用的干部比較優(yōu)秀,但那些非親非故的優(yōu)秀干部早被拒之門外。又如,有的是在“唯賢”的基礎(chǔ)上,堅持“唯親”的條件。雖然不管親故與否,把所有優(yōu)秀干部都作為遴選對象,但最后只選用關(guān)系親近的干部。這樣一來,不但難以“優(yōu)中選優(yōu)”,還會助長托親拉故等不正之風(fēng)。所以,對于類似的“任人唯親”,必須透過現(xiàn)象看本質(zhì),堅決予以反對。
但由此也想到一個問題,反對“任人唯親”,是否就應(yīng)該堅持“舉賢避親”呢?司馬光在對崔甫的用人方法提出異議后,表明他的用人主張:“用人者,無親疏、新故之殊,惟賢、不肖之為察。其人未必賢也,以親故而取之,固非公也;茍賢矣,以親故而舍之,亦非公也。”在他看來,用人只看“賢”與“不賢”,不論“親”與“不親”。因為親故而用“不賢”,當然造成不公;但因為親故而不用“賢”,也同樣失之公道。
曾有這樣一件事:一名干部很優(yōu)秀,組織部門將其列為擬選拔任用的考察對象,但一位主要領(lǐng)導(dǎo)提出否定意見,說這名干部是他的老部下,要避“唯親”之嫌。結(jié)果,這名優(yōu)秀干部錯過了提拔機會,群眾都感到可惜。本來,我們黨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對回避問題已經(jīng)作出明確規(guī)定,在不違背原則的情況下,為什么不能大膽地選、放心地用呢?其實,有的人“舉賢避親”,看似大公無私,實際上還是為了一己之私,只是不想引起人們的猜測和非議。如此為之,雖保護了自己,卻浪費了人才;雖樹立了個人形象,卻影響了集體事業(yè)。
“惟有德之人,能舉似己者。”春秋時期,晉國中軍尉祁奚告老還鄉(xiāng),悼公問他誰可以取代他的職務(wù)。他舉薦了解狐。悼公說,解狐可是你的殺父仇人。他說:“君問可,非問臣之仇也。”解狐死后,祁奚又推薦了祁午。悼公說,祁午可是你的兒子。他說:“君問可,非問臣之子也。”孔子聽了這件事后,感慨道:“外舉不避仇,內(nèi)舉不避子,祁黃羊可謂公矣。”拋開個人感情因素,不受各種關(guān)系影響,知人善任、選賢任能,唯才是舉、量才錄用,體現(xiàn)的是胸襟氣魄,彰顯的是責任擔當。
選人用人問題,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重大問題,也是一道復(fù)雜難題。有的“任人唯親”卻看似為公,有的“舉賢避親”卻實則為私,容易讓人迷惑。但只要把眼光放長遠,就能撥開迷霧見本質(zhì)。選人用人見擔當,只有不為“親近”所干擾,不把“親近”當負擔,既任人不“唯親”,又舉賢不“避親”,才能真正選出好干部,形成群賢畢至、見賢思齊的從政環(huán)境。(匡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