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位高而憂”是警醒

據(jù)《大唐新語》記載，岑文本被提拔為中書令后，回到家里悶悶不樂、面露憂色。他的母親感到奇怪并問他原因，岑文本回答：自己沒有功勛，也并非老資歷，獲得太大的榮譽，職位高責任重，這是古人所戒的，所以感到憂慮。有來向他慶賀的，他就說明只接受安慰，不接受祝賀。岑文本升遷后不喜反憂，表明了其對地位與能力、權力與責任之間關系的清醒認知。

清朝名臣曾國藩34歲時，從一名會試考官升為從四品的侍講學士。曾國藩不但不高興，反而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。他在給弟弟家書中寫道：“這次晉升，實在出乎我意料。我日夜誠惶誠恐，自我反省，實在是無德足以承受。你們遠隔數(shù)千里之外，一定匡正我的過失，時時寄信來指出我的不足。”面對升遷，曾國藩能夠正確認知自己，時刻保持警醒，常存敬畏之心，這正是他能成為三朝元老的重要原因。

岑文本、曾國藩在升遷之時不喜反憂，是一種為官從政的大智慧。他們心中之“憂”，是一種自我警醒和自我砥礪，放在當下仍有借鑒意義。正如古訓所言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。對領導干部來說，職務的晉升并不意味著黨性、覺悟、素養(yǎng)和能力會自然而然地隨之提升。踏上新崗位，領導干部應常存憂患之心，從過去的功勞簿中跳出來，既要正確認識自己，擺正位置，也要清醒認識更高的職務、更大的權力帶來的是更大的責任、更高的要求，自覺提升自身素質和能力，練好應對新挑戰(zhàn)的“內功”。

回望共和國的歷史，老一輩革命家不因升遷而忘乎所以，理性看待自己過去的功勞，居高位卻不忘本的例子，有很多。陳云同志曾經(jīng)指出，一個人為黨做好工作，這是應該的，有了成績，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，第二是黨的領導，第三才輪到個人。他說，我們是黨員，在黨的領導下，適合老百姓的要求，做了一點事，如此而已，一點不能驕傲。許光達同志在得知自己將被授予大將軍銜時，深感不安，主動提出“降銜申請”，聲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“微不足道”。

反觀現(xiàn)實中，也有極少數(shù)領導干部升職加薪則喜不自勝，位高權重則任性妄為。有的升遷后，頓覺高人一等，高高在上，與人民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；有的位高脾氣長、官升膽子大，“官老爺”味十足；有的將功勞全歸于自己，忘記了手中權力來自于人民，成績和榮譽也應屬于人民，陷入“無知的自負”……

這類喜而不憂者，沉迷于升遷的喜悅中，失去了冷靜清醒的態(tài)度，忘記了自身職責和崗位要求，不擔當、不作為甚至亂作為，一不小心就會犯錯誤、出紕漏，甚至陷入貪腐的泥淖。君不見，近年來落馬官員中，不少正是因為不能正確對待升遷的順境，沒有“位高而憂”的警醒，沉浸在“自我感覺良好”的狀態(tài)中無法自拔，直到走上歧路、身陷囹圄，才追悔莫及。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一直拼命追求職務升遷，缺乏憂患意識，妄自尊大，驕矜自滿，導致思想改造停滯甚至退化，從而一步步滑向貪腐深淵；“五假干部”盧恩光把黨紀國法置于一邊，一路拉關系買官和謀取榮譽，從私營企業(yè)主搖身變?yōu)楦辈考夘I導，享受了高位帶來的光榮，最終逃不過爬得高、跌得慘的結局。

古人云：“夫任重者，其憂不可以不深；位高者，其責不可以不厚。”面對職位升遷，領導干部要保持“螻蟻之穴、潰堤千里”的憂患意識，心存“如履薄冰、如臨深淵”的敬畏之心，在“憂”中奮發(fā)，在“憂”中慎獨，并將心中之“憂”轉化為行動之“力”。如此，方能站得穩(wěn)腳跟、扛得起責任，才不會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與培養(yǎng)。（余足云）